徐景贤，曾在“文革”期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及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身为“九届”和“十届”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他被认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最终于1995年完成刑期。1998年，我的父亲，作家“夕阳人影”，对其进行了探访。以下是关于会泳的对话摘要，现予以整理如下。
夕阳人影：在文化领域工作的人们普遍知晓于会泳擅长游泳，并且他是江青推动“革命样板戏”运动的重要贡献者。因此，江青在“十大”期间亲自推荐，让于会泳以“革命文艺战士”的身份入选中央委员会。随后，又是江青的提名使得他得以担任文化部长一职。当时您在沪负责宣传文教工作，作为书记，与于会泳的关系应当颇为亲近。
徐景贤：的确，我与于会泳之间的交情既深厚又密切。他曾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的教员，身材不高，脸庞方正，眼睛细小而眯起，唇角宽阔。我曾戏谑地对他讲：“若将你描绘成漫画人物，其特征定会十分鲜明。”他的嗓音沙哑，尽管身为作曲家，他却最不愿被人要求即兴歌唱。至于王洪文和王秀珍，他们的情况又当别论。（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与他相逢之际，我时常戏谑地调侃：“老于，来段曲子听听吧。”他总是笑着婉拒：“哪哪哪，不行不行。”说话间，他的语速颇快，偶尔还带着些许结巴，然而一拿起笔来作曲，却总能流畅自如。
他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便对吹拉弹唱情有独钟，对各类乐器皆能熟练驾驭。1946年，他投身于胶东文工团的怀抱，参演了几部小歌剧。他对民间音乐及戏曲音乐充满浓厚兴趣，尤其对京剧的曲牌和唱腔了如指掌。在文工团期间，他便开始为新编历史京剧创作唱腔。
自上海解放之始，得益于文工团的推荐，他在1949年6月得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深造，期间表现卓越，赢得了贺緑汀院长的特别青睐。院长对其才能深信不疑，遂留其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此后，他又被擢升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他的妻子同样热衷于音乐，身为上海合唱团女声部的优秀歌唱演员。
夕阳人影：这位艺术院校教师看似平凡，江青这位显赫人物又是如何注意到他的呢？
徐景贤：1965年，江青于上海力推京剧改革，将备受全国瞩目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调至当地上演，此举引发了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发表各类评论文章。
一日，江青在《文汇报》上浏览至一篇题为《从<红灯记>谈起——戏曲音乐须服务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的署名为于会泳的评论文章，不禁赞誉有加。
于会泳在其文中指出，若京剧欲演绎革命现代戏，则对既有音乐与唱腔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势在必行，因其陈旧的腔调已无法与新时代的戏剧内容相契合。他提议，每部京剧现代戏均需量身定制一套独特的唱腔，如此编制精良的唱腔方能广泛流传。
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看了文章,马上对张春桥说:“去调查一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尽管张春桥久居上海，执掌文艺界事务，却对于会泳并无了解。江青意外发现了一位人才，张春桥自不敢有所懈怠。
迅速得知于会泳来自老区，且拥有文工团的背景，江青即刻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中接待了他。她当场对他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精准地触及了要点。同时，她对张春桥表示，在未来的革命现代戏创作中，应特别重视于会泳的才能。
遵照江青的指示，张春桥特地指派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关键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自那以后，于会泳便成为了江青与张春桥的得力谋士。
于会泳最初加入《海港》剧组的创作团队，便敏锐地捕捉到了江青对程砚秋唱腔的偏爱。因此，在为女主角方海珍量身打造唱腔时，他巧妙融合了程派唱腔的柔美与深邃。在剧中，方海珍高声吟唱“忠于人民，忠于党”，其歌声如潮水般起伏跌宕，激荡人心，令人热血沸腾。于会泳将录音呈送给江青，江青凝神聆听，对唱腔设计赞誉有加，连连点头。
于是，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分量逐渐攀升。不久，江青断定《海港》的音乐已具备通过条件，但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尚存疑虑，遂将于会泳调入该剧组，嘱其全面负责音乐的艺术加工。于会泳加入《智取威虎山》剧组后，在唱腔设计的过程中，逐渐洞察了江青的喜好，工作愈发卖力，更加贴合要求。
他曾这样对我说：“自幼年起，便在母亲的熏陶下，对京剧产生了深厚的热爱。”他的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虽文化水平有限，却对京戏情有独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自然而然地对京剧的各个流派和唱腔了如指掌。在音乐学院的深造，让他不仅能够随口哼唱，还能将乐谱尽数记下。他将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元素巧妙融合，使得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过去，京剧的伴奏仅限于京胡、二胡和板鼓，而他则将整个交响乐队引入其中，营造出磅礴的气势。他将传统京剧的韵味与西洋作曲的技巧完美结合，开创了京剧艺术的新境界。
于会泳在两部电影组中的出色表现，逐渐赢得了江青的青睐。1966年国庆佳节，江青破例批准《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并特地指名让于会泳乘坐飞机前往。抵达北京后，江青亲自派遣秘书驾驶轿车将他接到剧场，并让他与自己同坐一席，共同观赏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又安排于会泳一同上台，与演员们见面。于会泳对此倍感荣幸，心中充满了惊喜。
夕阳人影：然而，之后遭遇了一段波折，传闻红卫兵欲对他进行批斗？
徐景贤：是的。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正在重用于会泳,认为学院里校、系一级的领导都要打倒,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要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年底，于会泳重返上海。鉴于江青与张春桥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他决定紧随其后。于是，他在学院内张贴了一则《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公开宣布自己加入造反行列，并表态与红卫兵们并肩作战。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重返上海，亲自指挥造反派展开夺权行动。抵达上海后，他们与数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其中便包括了于会泳。在完成一月的夺权之后，张春桥在上海的公开场合多次明确表示，他只坚决支持两位同志：于会泳与艾玲。（《文汇报》记者）。
由此，于会泳重返上海，重掌样板戏剧组的领导权，同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及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主任，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几部样板剧组的管控与推动之中。
夕阳人影：样板戏，听江青的。
徐景贤：1965年，江青莅临上海从事影视创作期间，便下榻于徐汇区的太原路招待所。这所招待所建筑风格典雅，独具法国风情，其过往主人乃法国公爵狄尔达。抗战胜利之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亦曾驻足于此，故而老上海人将此地誉为“马歇尔公馆”。新中国成立后，此处曾短暂成为林彪的居所，林彪更将妻子叶群安置于上海市教育局工作。随着林彪权势的攀升，这栋建筑便转由江青居住。
这座住宅宛若一座微缩版的巴黎凡尔赛宫，前方铺展着广阔的绿意盎然草坪。踏入宏伟的大铁门，一条由柏油铺就的小径蜿蜒穿梭于树影婆娑之间，拾级而上，便是绵延不绝的走廊，车辆得以停泊于台阶之前。
为确保江青的安全，避免外界人士的窥探，警卫部门特意将花园周边的居民迁离，并对太原路上正屋朝向的一排民宅窗户进行了封闭处理，让警卫处的家属迁入居住。此举使得江青能够在院子里无拘无束地散步、晒太阳，而无需担忧任何打扰。
江青很难弄,有一次到上海,房间里有只蚊子,她就说:“整夜都未能安眠。”随即，她便开始动员众人帮她捕捉蚊子。鉴于她禁止在房间内喷洒杀虫剂或点燃蚊香，众人只好在她外出时悄悄派人进入房间，为她驱赶蚊虫。
然而，江青鲜少在此地接待编剧与导演。她在此处深思熟虑于剧本的修订之策，边进餐边研究，继而又取出录音机，对着话筒阐述她对剧本的修订见解。随后，她将录音带递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接过录音带，先行聆听，尔后召集于会泳等少数几位核心创作人员一同聆听，以商讨如何实施这些修订意见。剧组全体成员无法直接听到江青的录音，而是由这些主创人员传达她的修改指示。
张春桥接到江青的录音意见后,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听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样板戏,只能搞一言堂。最后由江青同志做主。”后来 我们说:“百家争鸣,一家做主。”
江青的观点中不乏独到之处，毕竟她深谙戏剧与艺术之道。诚然，她在戏剧艺术领域堪称专家，不仅精通京剧，还涉足影坛，因而能提出一些切实中肯的看法。然而，她也存在思考不够周全的方面，政策多变，灵感迸发之物颇多，偶尔也不免出现一些欠考虑的建议。
在讨论她的建议时，剧组的创作者与表演者间常常出现分歧。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江青的任何指令，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质疑或不满，都不可避免地被上升为政治问题。
自会泳调入剧组执掌领导之职，便搜集了剧组内部诸多对江青不满的资料，并亲自向张春桥呈报。张春桥对此亦颇有心计，他回应道：“请以书面形式提交报告。”
会泳领会了张春桥的旨意，随即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身份，接连撰写数份书面报告。报告中陈述：“上海京剧院中，技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等人，涉嫌发表恶毒言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特此请求领导批准，对他们进行逮捕并展开审查。”
数日之后，张春桥的批示终于下达：“可由群众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处理，交由会泳同志负责。”此批示颇具匠心，巧妙地将责任转嫁至民众一方。
李仲林，一位技艺精湛的导演，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制作中功不可没。他早年曾是武生演员，曾饰演过杨子荣这一角色。王正屏，京剧中正字辈的杰出传人，擅长扮演花脸，曾因在新编京剧《黑旋风李逵》中成功塑造李逵形象而获奖。在《智取威虎山》中，他饰演的李勇奇角色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支部书记李俐自幼便投身于部队文工团，转业后投身于上海京剧团，致力于党的工作。这些人对于京剧事业怀有深沉的热爱，在《智取威虎山》的制作过程中均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因对江青和于会泳的不满，被无端地冠以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未经审判便被监禁了数年之久。
夕阳人影：显而易见，张春桥与您均不遗余力地支持着会泳。
徐景贤：而且，张春桥与我亦竭力支持于会泳。1968年，于会泳带领《智取威虎山》剧组赴京公演，张春桥对其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并提议推举于会泳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一职。常委候选人的名单需经审查后，方可上报中央审批。
1969年伊始，名单审查工作圆满完成，即将上报中央之际，张春桥同志于康平路市委小礼堂的203室主持召开了领导成员碰头会议，旨在听取“组织组”的相关汇报。文革时期市委组织部名称的政治审查情况。
那日，我比张春桥提前抵达会议室。负责“组织组”的一位同志将我引至会议室一侧，低声告知：“在于会泳的档案中，我们找到了一张纸条。那是他早年于山东投身革命队伍时亲笔所书，内容似乎存在问题。”听闻此言，我感到惊讶，遂迫切询问详情。
在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际，于会泳投身于胶东文工团，随军抵达山东烟台进行演出。彼时，正值1947年国民党对胶东解放区展开猛烈的攻势，人民解放军被迫实施战略撤退。于会泳所在的文工团亦随主力部队一同撤退。撤退前，每个团员均分到了一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遗留在烟台的救济物资，包括军毯、布料、罐头、食品以及奶粉等。鉴于战略转移的限制，无法携带过多物资，文工团领导便决定将这些物资打包后埋藏于地下。在整理打包过程中，于会泳留下了一张纸条，并附上了一张照片。
蒋军兄弟，当你们发现这些物品之际，或许我早已与世长辞。家中仅剩一位年事已高的老母。若你们尚存一丝人性，恳请将此物寄送至我处。纵使我已安息于九泉之下，亦会心存感激。纵然你们取走我的物件亦无妨，但务请将我的照片一并寄回，以作母亲追忆之用。照片背后已附上我家地址。
他刚刚写完那纸条，便被文工团的指导员察觉。纸条并未妥善存放在包中，反而被随意塞入了于会泳的档案袋。因此，在审查于会泳的资料时，那张纸条便意外地浮现了出来。
“组织组”负责人向我汇报完毕,不作结论,看着我。我觉得事情有点棘手,“文革”期间的思潮很左,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做法,即使不定你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至少也定你在关键时刻政治动摇的帽子。我说:“稍后我们再讨论，春桥同志即将参加会议。待我将此事向他汇报后，再做决定。”
在会议中，“组织组”的负责人逐一宣读了常委名单，若无异议，便迅速带过。当念至于会泳的名字时，我忍不住问道：“请你简要汇报一下相关情况。”话音刚落，张春桥便紧接着插话，语气轻松地说：“这事儿我早已知晓。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前往北京，将矛头指向于会泳，这不过是导火索罢了。而这封信，终究并未成真。”他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在提名于会泳为常委之际，张春桥就已洞悉于会泳过往的种种问题。
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张春桥和我这么一表态,其他市“革委会”领导成员谁也不反对。“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我还告诉他们“在向中央上报审查时，无需提及那纸条之事。”在张春桥和我的鼎力支持下，会泳成功当选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常委。随后，张春桥和我还联名推举他成为“九大”的代表。
当时，于会泳正忙于在北京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电影。我致信告知他，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广大党员一致推选您担任“九大”代表。他对此深表感动，并回信表示：“我绝不会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的信任，立志为文艺革命奋斗终身。”他也深知，若非我们的大力推荐，他无法获任市“革委会”常委及“九大”代表之职。自此，我与于会泳之间的交往愈发紧密。
夕阳人影：自张春桥与您鼎力支持，使于会泳得以荣任市“革委会”常委及“九大”代表之职，其政治声望随之显著提升，也为他扶摇直上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更多助力。
徐景贤：关键还是江青，她在北京给于会泳下了很多任务,要把所有的样板戏拍成彩色影片。影片拍得很苦,拍出来江青不满意,像《海港》拍了三遍。我说:“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竭尽所能地提供支持。”为此，我还特意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晋从“牛棚”中解救出来，与他——北京的谢铁骊携手合作，共同担任《海港》摄制组的导演，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龙江颂》中的女主角江水英，起初由资深演员张某担纲演绎，她素以饰演大家闺秀的旦角而闻名，然而此次却要转型扮演一位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乍看之下颇显不搭。于会泳导演果断抉择，将年轻演员李炳淑推向前台，担纲主演。正是这一决定，使得该剧在舞台与银幕上均稳固立足，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赞誉。
毛主席与周总理均对这个剧目赞誉有加，尤其对李炳淑的表演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总理特地在北京观摩了该剧的演出，并在之后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
1972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看了影片《龙江颂》后,特地把李炳淑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请李炳淑给他清唱几段。李唱了《龙江颂》中的“手捧宝书暖心怀”,还唱了几段传统戏。毛主席问了她一些文艺界的情况,还给她讲了鲁迅著作《故事新编》中的《奔月》,说到后羿、嫦娥吃炸酱面,毛主席就说:“今天请嫦娥在我这里吃炸酱面。”
李炳淑归来，兴奋地告知我们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她。听闻此讯，我和于会泳心中都充满了喜悦。
数年之后，江青认为持续上演八出样板戏已显单调，遂决意引入新剧目。她便指示于会泳着手策划新的演出节目。首要任务是，要求北京京剧团——该团曾成功演绎《沙家浜》——对《杜鹃山》进行改编并公演。
彼时，北京京剧团的编剧阵容较为单薄。于会泳与我商议，我即刻应允将原上海歌剧院的王树元调入北京，负责对京剧剧本进行重新编撰。剧本完成后，主角柯湘的扮演者寻觅颇为棘手，江青特指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担纲此角。于会泳致电告知我此意，我随即批准杨春霞及其丈夫“借调”至北京，实则系长期调动，让她主演《杜鹃山》。由此，该剧一炮而红。
在投身样板戏创作的过程中，于会泳始终忠实地贯彻江青的指示，因而深得江青的信赖。江青了解到于会泳身体多病，常熬夜工作，便多次慷慨地将自用的滋补药品和进口药物赠予他，以助其调养身体。于会泳深受感动，即便药品珍贵，也舍不得独自享用。他特意将一包葡萄糖从北京寄往“南京路上好八连”，以此作为江青对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关怀的象征。此举“好八连”亦深感荣幸，遂将此物陈列于展览会中供人瞻仰。
夕阳人影：传闻中文艺圈将于会泳、刘庆棠与浩亮并称为“三驾马车”，言其均受江青青睐。此言果真属实乎？
徐景贤：国务院特设“文化组”，由吴德担任组长一职。该组副组长一职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贤权担任，其曾执掌青海省军区司令之位。江青提议，由于会泳担任“文化组”副组长，同时，刘庆棠与浩亮亦被纳入“文化组”成员之列，三者共同执掌艺术创作之大权。
刘庆棠曾主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饰演党代表洪常青一角。钱浩梁原名浩亮，因其名念来颇感拗口，毛主席便将其更名为浩亮。浩亮先生曾出演京剧《红灯记》中的核心角色李玉和。
他们三人几乎时刻围绕着江青，对她的尊称唯有“首长”二字。他们频繁出入江青的居所，或是江青召唤，或是他们自发前去汇报。江青的命令经由他们之手传达至文艺界，即便是当时“文化组”的组长吴德，亦需反过来向他们请教江青的指示。
江青不仅与他们探讨戏剧事务，更时常邀请他们至钓鱼台，一同打牌，成为牌桌上的知己。即便江青外出他乡，亦会请他们相伴左右。记得有一次，江青赴广州，赵紫阳亦随行同行。前广东省委书记迎接她的到来。然而，江青在平日里鲜少有人陪伴，因而感到异常孤寂。因此，她将于会泳、刘庆棠以及浩亮三位召集至广州。在此期间，江青与他们研讨创作之余，也期待他们的陪伴，一同娱乐，打牌、畅游水中。
某日，江青邀请乔冠华与章含之伉俪共进晚餐，亦邀文物局掌门人王冶秋同席。餐间，众人品尝蟹宴，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亦作陪。江青于席间对乔冠华夫妇及王冶秋言道：“近日传闻我有‘面首’，诸位瞧瞧，若真有，那必定是他们三人。”显然，江青此言乃一时之气话。
不久，于会泳将此言告知于我。我特意查阅了《资治通鉴》中相关章节，方才明了“面首”一词的真正含义。江青敢于向乔冠华等人提及外界流传的谣言，这也足以证明她与这三位人士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
他们三人紧密团结，宛如一体，我戏称他们为“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则视他们为“三驾马车”。他们自诩为“三位一体”。凭借江青当时的显赫地位，他们得以享有诸多特权。
那一年夏日，江青特许他们三人以贴近生活之名，前往山东消暑。他们自济南漫步至青岛，沿途国务院“文化组”亦向各地发出关照，声明他们乃江青所派遣，旨在深入生活。每至一地，均备受尊崇，入住最豪华的招待所，更有幸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神秘军事设施。于会泳，乳山县的山东子弟，亦借此机会回乡探亲。最终，他们在青岛海滨的疗养院逗留数日，尽情沐浴海浪，享受阳光的洗礼。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够一睹红色娘子军革命根据地的风采，他从未踏足海南岛。江青对此表示了同意。于是，于会泳再次担任领队，与刘庆棠、浩亮一同踏上了征程，他们游览了五指山、三亚等地，饱览了天涯海角的壮丽景色。他们以江青的名义行事，却未考虑此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人写信至中央，状告他们几人借江青之名在外欺压他人，摆出一副大首长的架势，索求无度。江青在接到信件后，将其压下，对他们进行了保护。
夕阳人影：此后，于会泳成功跻身文化部长之位，其中是否藏有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值得揭晓？
徐景贤：1975年伊始，我有幸前往北京，参与十届二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召开。会议主要议题聚焦于四届人大会议的议程安排及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同时亦在积极酝酿新一届政府的人选名单。
全会尚未落幕，一日，张春桥带着春风拂面的笑容，造访京西宾馆内上海代表团所居的房间，与马天水亲切交谈。（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及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与王秀珍讨论下届政府人选。
他提及，政治局已对国务院各部部长的人选进行了审议，并计划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公布。在讨论文化部部长一职时，周总理透露，已有提名，但最终决定仍由原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继续担任。(茅盾)“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安排徐景贤，改派朱永嘉来是否可行？”
昔日，朱永嘉身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同时担任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更被姚文元委以重任，成为《红旗》杂志在上海的核心组稿团队成员。他在张春桥与姚文元麾下，可谓是得力的笔杆子，二人都不愿将他调往北京。终于，江青提出由于会泳担任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均一致表示支持，此举遂得以顺利通过。
自担任文化部部长一职后，于会泳明确表示，将彻底摒弃文艺黑线束缚下的旧文化部体制。他选择不置身于旧文化部的大楼之中，而是寻觅到了位于北京的一处前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产，将其作为新的办公场所。在选址确定之后，他诚挚地邀请我前往参观并共进晚餐。
当我踏入那天，眼前豁然开朗的是一条宽敞的胡同。胡同尽头，一座涂以鲜红油漆的大门后，隐藏着一个宽敞的大四合院。步入门内，一条石板铺就的小道蜿蜒向前。院中的房屋经过精心修缮，外观上呈现着中式琉璃瓦的古典韵味，而内部则洋溢着精致的西式装饰风格。现代化的卫生设施一应俱全，暖气设备更添温馨。转过院后的月洞门，便可见到一个广阔的花园。园中布满了石桌、石亭、绿树掩映以及人工堆砌的假山，构成了一幅风景如画的景致。
于会泳陪我兜了园林后,就进入一个很精致的餐厅,桌上已摆好了酒菜,还叫了京剧演员杨春霞、齐淑芳一起来吃饭。于会泳很得意地告诉我:“此大使馆昔日藏有一名特级厨师，专长烹饪北京烤鸭。在我接管大使馆之际，连同这位厨师一并纳入囊中。”提及往事，他情绪高涨，言语间不自觉地略显结巴。
品鉴烤鸭之际，我特意开口询问：“您作为国务院的部长，日后在工作汇报中，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还是另有指定的沟通途径？”（春桥）“请问是副总理吗？”于会泳毫不犹豫地回应，“请转达给江青同志，若有任何指示，我将代为传达。”
随后，文化部长竟然不向总理求助，甚至连副总理也未加询问。唯有江青不愿过问时，她才对于会泳说：“你应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毕竟他负责你们部门的工作。”于是，于会泳便去找张春桥，然而转身却又回到江青身边。张春桥亦深知其中的纠葛纷繁，因此乐得置身事外。
初任部长之职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便精心制作了电影《创业》，这部影片生动展现了大庆工人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奋斗的壮丽事迹，自然也描绘了石油战线上的领导风采。影片完成后，便送往北京进行审查。文化部部长及副部长等领导齐聚文化部的小型放映间，审阅了这部作品。同时，现场还有《创业》的创制团队成员，包括编剧张天民等。
电影落幕之际，于会泳激动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赞叹道：“这真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好片！”观影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我的电话，兴奋地说：“好消息，好消息，我刚刚看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
不料数日之后，江青审阅完影片，勃然大怒，斥责该片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竟将原石油部的领导一并视为刘少奇的亲信，予以批判。姚文元亦随之指出影片中的诸多严重问题。于会泳顿时惊愕失色，只得将“首长”提出的十点意见一一记录，并下令长春电影制片厂进行修改，否则严禁上映。
影片编剧张天民心怀不忿，遂致信毛主席。毛主席审阅影片后，批示道：“该片并无重大瑕疵，建议予以发行。不应求全责备，况且所列罪名多达十条，实属过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方针。”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立刻退缩，只得由会泳站出来，承担了否定《创业》的责任。
1975年，随着“批邓”运动的发起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于会泳两次转达了江青的特别指令。她要求我们着重创作批判“走资派”的文学作品，并强调选取更高层次的“走资派”形象，以便更鲜明地展现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上海正加紧推动影片《春苗》的上映。这部影片筹备多年，起初并未涉及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然而，我审阅后认为必须加入这一元素。经过编剧多次修改，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于是，我指示市委“写作组”下属的电影小组进行专项修订，投入了大量心血，修改稿最终呈递到我面前，我依然感到不甚满意。最终，我即便正在遭受偏头痛的困扰，也坚持带病修改，大幅增强了影片中“走资派”斗争的比重。
我选定谢晋执掌导演之职。《春苗》在全国范围内上映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势头愈发强劲。于会泳随即指令文化部所属的写作团队，以“初澜”这一笔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春苗》给予肯定，同时对邓小平进行批判。
《春苗》上映之后，于会泳从毛远新处获得了一条重要信息，据悉邓小平在观看该片时，未及看完便激动地大呼“极左！极左！”并愤然离席。那时，中央已召开过打招呼会议，毛主席亦已开始发起了对邓小平的批判。我们对此材料评价甚高，遂在“初澜”的文章中首次揭示了此事，并将其作为批判邓小平的关键证据，与“走资派还在走”的观点相结合，展开了一轮猛烈的抨击。
夕阳人影：常言道，过犹不及。人在极度狂热之际，往往难以善终，即便对于会泳而言，亦然如此。
徐景贤：1976年10月的初期，会泳某日来电告知，他将担任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即将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
直至10月6日晚，四人帮已被捕，然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翌日，即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紧急召回北京。
临别之际，马天水特地与我及王秀珍商讨，试图分析局势，然而我们却难以揣摩其中端倪。那一夜，当指针指向深夜十二时，我拨通了于会泳的电话，询问北京的最新动态。他透露，当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将取消出访计划，这一决定由华总理亲自做出。于会泳对此感到十分诧异。
我提及，中央忽然将马天水紧急召回，召开会议，然而具体议题并未对外透露，我们亦无从知晓其中是否涉及重大事宜。通过电话，我们商定要频繁保持联络。我接着说道：“于部长，若您有任何消息，请务必及时告知我。”
10月8日夜晚，我们屡次搜寻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却始终未能觅得他们的踪迹。
那两天里面,于会泳和刘庆棠连续向上海打电话,我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首长”，言辞之间透露出敬意与期待。（指江青）失落之感涌上心头，我愈发紧张。向他们告知，我们与上海的王、张、姚同样失去了联络。于会泳等人与我们最后的通话中，使用了隐晦的语言：“我们几个都不幸生病了。”
1977年，正当我处于离职后的自我反省与隔离审查期间，偶然在《人民日报》上阅读到一篇针对于会泳的批判文章，文中言辞犀利，称其“罪孽深重，死有余辜”。阅读过后，我不禁推测他可能已经离开了人世。
直至我服刑期满，方始得知：1977年8月1日，于会泳在遭受批斗之际，于文化部设于隔离审查的地点，饮用了厕所内的消毒液，不幸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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