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是军事战略中运用最广泛、也是最难掌控的一个概念。历代的谋略家都对此有着深入的探讨与论述。孙子将“势”分为动势、态势、气势与位势,而李靖则从气势、地势和因势三方面进行解析。毛主席虽未多次专门阐述“势”的定义,但他在实际作战中对“势”的巧妙运用,无疑展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独到的军事才能。
毛主席十分重视“谋势”,他多次将作战比作下棋,提出“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强调“谋势”是策略的核心,而“谋子”则是次要的。指挥全局的人,必须将注意力放在整体战略的布局上,否则一失误,可能导致全盘皆输。他特别指出,战略、战役和战术中都要深刻思考“谋势”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战略和战役层面,“谋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毛主席几乎所有的战略运筹都围绕“势”展开,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展开剩余77%除了“谋势”,毛主席还擅长“造势”。他的造势谋略,核心是如何在装备劣势、兵力较弱的情况下,使我军能够在有利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最大化自身的力量,并且在不利的战略防御态势中创造出有利的局面,最终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彻底歼灭敌人。毛主席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制造“先为不可胜之势”;利用优胜劣败的规律,创造敌弱我强的战斗态势;从整体效益出发,制造全局协调的战略局面。
在战争的具体指导上,毛主席成功地运用了各种造势策略。例如,他运用“民势”,把敌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运用“位势”,将敌人陷入全局被动;运用“地势”,占据有利地形,成功创造出多种有利态势。辽沈战役中,毛主席抓住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巧妙地制造了对敌军“关门打狗”的态势。这一策略不仅切断了敌军东北与华北的联系,还有效遏制了敌军的撤退与增援,充分展示了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造势能力。
1948年9月,国民党东北卫立煌集团总兵力达55万人,华北傅作义集团兵力也有50万,两大集团的联络依赖于北平至沈阳的北宁线铁路,而锦州恰好是北宁线的关键枢纽。毛主席意识到,若能占领锦州,就能切断敌军之间的联系,形成对敌的巨大战略优势。针对林彪提出将主攻目标改为长春的建议,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指示:“我们不赞成你们改变原计划,应该集中力量在十天内攻占锦州,并将所有力量集中于攻锦。”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多个根据地,如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使得中国革命的火种在广袤的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最终形成燎原之势。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将大本营设在陕北,领导中国人民开始艰苦的抗日战争,继续贯彻“先乡后城”的战略,组织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毛主席运用了“先乡后城”的谋略,利用敌人对正面战场的包围,展开反包围作战,打破了敌军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改善了我军的战略态势。这不仅实现了持久抗战的战略目标,也大幅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解放战争爆发时,我军已具备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并随着战局的推进,我军逐渐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随着解放区的扩展和敌我力量的变化,毛主席开始注意到城市在战役中的重要性。他意识到,随着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必须借助城市的资源和辐射效应,将各个解放区连接起来,同时获得城市提供的物资支持。因此,毛主席首次明确提出城市作战的重要性,并指出必须加强阵地攻击、炮兵和工兵建设,以便夺取敌人控制的城市和重要据点。
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军成功地将多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如华北、东北、苏北、山东、中原和西北等地,建立了坚固的战略后方,为革命的最终胜利积聚了强大的力量。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我军已基本取得战略主动权,毛主席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党和军队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城市,采取从城市到乡村的战略,南方各地的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下达了全面进军全国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南昌、上海等大城市,并迅速向广大乡村推进,最终实现了长江以南地区的大规模解放。这一系列战略体现了毛主席灵活运用“先乡后城”、“城乡并重”和“先城后乡”策略的高超智慧,同时展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和实事求是的战略指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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